今年11月26日，媒体发布了一则重大新闻，宣布首例经过人类基因编辑的婴儿诞生，这一消息立即在全球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这让人们纷纷回想起40年前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的诞生，同样也引发了道德争议，而被批评为“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打开”和“人类正在冒充上帝”。然而，实际上，体外受精技术（IVF）与贺建奎发布的生殖系基因编辑临床试验在本质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在于是否对人类遗传物质进行人为修改。

     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爱德华兹创立的体外受精技术是将精子和卵子从人体内取出，在体外模拟受精卵形成，并将其移植到女性子宫中，使胚胎在其中发育成为胎儿，最终出生。整个过程并不涉及对人类基因的直接修改。然而，贺建奎所使用的基因编辑技术是在体外形成受精卵后对本来就健康的受精卵进行遗传改造。通过生殖系基因编辑的儿童在成年后可能会将这种改变遗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如果在受精卵上错误地编辑了基因，那么产生的风险和伤害也会遗传给后代。

     这两种技术的目的也不同。体外受精技术的目的是帮助不孕不育夫妇实现生育携带双方或一方遗传物质的后代的愿望。然而，贺建奎此次进行的生殖系基因编辑实验（注：此处使用实验是因为个人认为贺没有将这些夫妇和孩子视为人类，而是将他们纯粹当作实验动物）的目的并非如一些人所想的帮助这对夫妇生育一个健康的孩子，而是让本来就健康的孩子具备抵抗HIV-1病毒株感染的能力。从科学共同体基于科学证据的判断来看，目前技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还不足以为人类开展临床试验提供辩护。

     这两种技术的成熟度也存在差异。在全球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之前，体外受精技术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科学研究和多年的伦理辩论。然而，贺建奎使用的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自发现以来仅有短短4年时间，期间围绕该技术进行了许多基础研究，明确提出了生殖系基因编辑的脱靶效应和嵌合体等问题。2015年，中、英、美三国科学家在华盛顿达成共识，确定在充分研究安全性问题并进行充分公众讨论之后方可开展临床试验，并且试验应首先针对那些严重危害人类健康且目前无有效干预措施的疾病。贺建奎的研究显然与这些标准不符。

     受试者的背景也不同。初参与体外受精技术试验的夫妇之所以选择这项技术，是因为通过自然生育或其他当时可行的方式无法实现携带他们遗传物质后代的愿望，而体外受精技术成为他们实现这一愿望的唯一途径，即使这意味着巨大的风险。然而，针对贺建奎发布的临床试验，情况则有所不同。